二是缺乏能够承接下岗人员的其他产业岗位。其实东北的下岗并非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东北在原来计划经济下，城市中的一些为重工业进行轻重搭配甚至是性别搭配的产业（如棉毛纺厂、服装厂），因为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已经率先开始被淘汰，比如沈阳防爆器材厂就是建国以来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谈婚论嫁，工人家庭的家长掂量对方，从上到下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大型国企的全民（全民所有制，下同）＞大型国企的大集体（集体所有制，下同）＞市政国企的全民＞街道大集体职工。这是因为后两者已经是下岗和隐性失业了。

  这些前期失业者实际上已经占据第二、三产业的大多数岗位，这些岗位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全部城市的配套生产和服务性需求，等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没有多余的岗位和行业来容纳新下岗的职工了。

  三是自身消费市场容量狭窄和产业体系单一，难以创造就业机会。尽管科技和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但东北产业体系单一，下岗职工缺乏除原岗位以外的其他技能，使东北难以参与到能够吸纳大量用工的消费产品生产竞争中来，比如电子消费和服装产品；由于下岗人数慢慢的变多，家庭收入的降低带来消费萎缩；这两个问题导致能够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消费市场非常狭窄。仅仅在国内贸易（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中短途汽车运输）能够吸纳有限的失业人口。

  说起当时的零售业，东北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小食品杂货店里的麻将馆。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比较紧张，也开了一家这样的食品店，店里放张桌子供邻里打麻将，很多下岗职工就像上班一样准时来但不准时走，经常是一日三餐都在店里解决；更有些人下了岗没事干，出于社交需要，不玩干看。

  有年冬天公安围堵逃犯筛到我家店，清点店内人数时竟然有十九人，我家店面一共十四平米，一面墙的货架、一面墙的啤酒饮料箱、两个两米长的冰柜、一个冰箱、一个蜂窝煤烧水炉、一张晚上值夜的床，再加上两张打麻将的桌子，能站人的面积不超过四平方米，我母亲至今想不出怎么能站下这么多人——你说这些人得有多闲多无聊。

  由于店小容纳有限，一家小店不能够满足需求，因此类似的店在住宅区里的密度相当大，数量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我家附近20米半径内就有三家，当然有的就干脆开成麻将馆。当食品杂货店被小超市业态取代后他们的出路也是小麻将馆。

  从大下岗开始，类似的打麻将现象就伴随着企业的衰退。2003年7月，某企业职工因停产无所事事，在家属区楼房前后，到处可见三五成群打麻将的人。（新华社）

  四是家庭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缺乏低待遇就业和外出打工就业的动力。因为多年来造成的城乡差别，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下岗工人与入城打工农民工相比，在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农民除了拥有集体土地租赁权外，是“绝对”贫穷，所以能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较低收入，更可以在不影响农忙的情况下从事短期工作。工人因为工业化和城市福利的原因，缺乏农民的就业紧迫性。

  顺便插一句，由于东北人口少，土地富饶肥沃，所以东北农民的劳动强度、时间比别的地方小，收获却较大，据我祖母讲，我家逃荒到吉林（伪满）时已是深秋，就去捡拾当地农民遗落在地里的粮食来充饥，这在关内是不可想象的。

  90年代东北的大批职工下岗不仅使东北生产和消费萎缩，更大后果是一大批技术工人在最黄金时期没有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也使技术传承形成了断代。这样在新世纪到来时，东北的“包袱”没有了，但包袱里的“给养”也没了，由于人力资源的缺乏，使东北地区对比其他沿海和部分中部省份完全失去了人力和技术比较优势。

  （关于东北的产业和财政金融政策等衰退原因，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生的的博客说得比较具体，可移步参考）

  综上所述，东北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逐渐失去了在原来计划经济下的自然资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它的衰败是全部符合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逻辑原则的。

  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明白了，但并不简单——解决东北经济发展的困境，就是恢复其全部或部分的非常大的优势或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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